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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警何守杰出了一个主意：袁晓墨出身昆山县玉山镇，那是一个江南小镇，地处沪宁线旁边，虽然说不上闭塞，但毕竟是小地方，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习惯有小地方的特色。这种特色，在上海周边那些县城的小镇上都有体现。他有一个亲戚住在松江泗泾镇，记得抗战胜利那年，有一次他陪父母前往那里作客，亲戚的邻居听说从上海来了一个警察（何守杰当时是旧警察），皆觉好奇，纷纷登门探访，最后，连镇上警署的几个警官也闻讯而至，硬要拉他去饭馆喝酒。

　　一个月前，俞北昌随两个竹匠同行去与昆山接壤的青浦县东侧的徐泾那边干活。干了十来天结束后，他想徐泾离上海市区不过三四十里地，我何不去上海晓墨哥那里看看。他还不知袁晓墨解放后没被新成分局留用，兴冲冲赶去一问，门卫室说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俞北昌只好悻悻而归，回到家里，却意外收到了袁晓墨的一封信。这封信已经寄达一个星期，因为俞北昌不在家，邮差就从门缝塞到屋里了。俞北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一般文字大体上还识得下来。当下一看，袁晓墨叫他有空去上海玩玩，如果去的话，可以到江宁区中正北二路镜子弄29号找他。如果最近不打算去上海找他，也请去封信告知一下。

　　11月23日，俞北昌去了上海，拿着那封信问了七八个人，总算找到了中正北二路镜子弄。袁晓墨见到他很高兴，把他介绍给同住的那个朋友史鼎骁。后来俞北昌知道，镜子弄29号的房子是史鼎骁家的私房，而史鼎骁的家小在附近另有住房，这里的房子就借给袁晓墨住了。史鼎骁出身中药商世家，以前也干过“包打听”，跟袁晓墨是同事，两人关系很铁。后来，史鼎骁在执行任务时跟人打斗受了伤，他觉得干这一行有点儿危险，遂决定辞职。辞职后，史鼎骁干过多种行当，近年在做木材掮客。

　　袁晓墨、史鼎骁倒也爽快，直截了当问俞北昌是否想发财，俞北昌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是第二个问题：你敢不敢冒险？俞北昌说如果是跟着你们二位大哥，那无论冒什么样的险我都敢。俞北昌的回答使那二位很满意，于是袁晓墨就向其摊牌：解放上海滩后，情况比较混乱，物资短缺、物价上涨不说，社会治安也很成问题。目前的上海滩就像一潭浑水，一些以前的小BIE三纷纷浑水摸鱼，竟然发了大财，还全身而退，逍遥法外。所以，我跟史兄合计，的警察连这些小BIE三作的案都破不了，如果像我们这样的破案老手去干一票的话，那还不是三个手指捏田螺——笃定！所以，我们想趁乱干一票，算算人手还缺一个，就想到了你北昌兄弟。你看怎样？

　　于是，三人就开始准备。计划当然是袁晓墨、史鼎骁两人制订的。两人对原法租界以及周边地段很熟悉，于是决定到邑庙区、蓬莱区动手。目标是史鼎骁找的，他做木材掮客生意，在复兴东路康太太宅第附近有一个交易点，他经常去那里闲坐着等生意，无非就是喝茶抽烟聊天。来木材行的不但有全市各区的掮客、商人，还有附近的一些闲汉，专门候在交易点准备给木材商跑腿买买东西、送送急件、跑跑邮局什么的挣几个小钱，一起喝茶时就像茶馆里的茶客那样闲磕牙瞎聊天。于是，史鼎骁就知晓了这附近有哪几家是适宜下手的对象。他跟袁晓墨商议下来，选中了康太太和张老头儿两家。

　　12月1日，袁晓墨带着俞北昌连续作案两起，获赃颇丰。史鼎骁因最近经常出没于附近的木材交易行，担心被人认出来，所以没有出面。袁晓墨、史鼎骁两个不愧是干刑侦出身的，作案得手后，当晚就把那套抄表工行头烧毁灭迹了。那么，他们不准备再作案了吗？不是，接下来是对“天年堂国药店”下手。不过，这已经不能使用伪装电灯厂抄表工的伎俩了，就以病家名义夜晚敲门。“天年堂”在蓬莱区，史鼎骁不必担心有人认识他，于是也直接参与作案了。

　　刑警搭乘夜班火车返回上海时，已是12月10日清晨五点多了。叫上留守的彭文瑞等三名刑警后，立马奔镜子弄抓获了袁晓墨、史鼎骁，在其住处起获了三案赃物，却无毕宅劫案的任何赃物。讯问下来，袁晓墨、史鼎骁的口供与俞北昌相同。两人对在作案后留下红桃图案也有一致说法：那是袁晓墨想出来的，是为了转移侦查视线，把警方的思路往江湖大盗方面去引。用于喷画红桃图案的那个喷筒、硬纸制作的桃形模具和红色广告颜料，已经被他们销毁了。

　　刑警前往泰康公司了解客户情况。该公司保留着自公司创办以来所有固定客户的名单，多年积累下来已经装订成厚厚几册。刑警出具了借条，把名册拿回分局翻阅研究。名册上的客户有一个特点：三分之二以上的客户都是阶段性的，通常出现了一年左右之后就停止购买饼干了，但两三年后会再度出现，又购买一年左右……这种状况在有的家庭会出现三四次，甚至更多。刑警分析，这是为孩子断奶而买的。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可以说不错，但还不至于到大人也购买此类高级饼干作为每天必吃的点心的程度。所以，这些客户是要首先排除的。

　　刑警认定一点，那个劫匪跟泰康公司的高级饼干似乎应当有这么一种关系：儿童时期就已经每天在享用泰康高级饼干了，长大成人后延续下来。但是，目前已经断档了。要知道，这种高级饼干上海滩的大部分市民一生也没有品尝过一块，而此人却把它作为每天必吃的点心，这样一个有钱人，很难跟冒着性命危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干抢劫勾当的暴徒联系在一起。因此，那个劫匪最近肯定落魄了，不但吃不上泰康公司的高级饼干，甚至连正常的一日三餐是否能够保证也是个未知数。于是，专案组就按照这个思路从名册中寻找嫌疑人。

　　潘量斛，二十三岁，未婚，出身于恶霸家庭。其父潘恕一系恶霸，又是“一贯道”骨干分子，抗战后期还开了两家商店，解放战争期间将自己经营的商店作为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点。以上罪行，加上潘恕一长期欺压劳动人民，欠人命四条，妇女多名，因此，上海解放的第三天他就被军管会逮捕，不到一个月就被处决了。潘恕一跟毕阳的情况不同，其家产全由剥削、掠夺而得，因此潘恕一被逮捕的当日其家产就被查封，清点后没收，商店也被收归国有，只给潘恕一的家属留下了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房子、用具、钱钞。潘恕一出事后，其家人的生活一落千丈，自然不可能再吃泰康公司的高级饼干了。

　　专案组当即决定，立刻传唤潘量斛。潘家住在黄浦区，于是专案组全体出动，先跟黄浦分局取得联系，请分局予以协助。潘量斛被传唤到案后，供认了策划并组织抢劫毕宅的罪行，称由于生活窘迫，图谋横财，听说红桃大盗系列劫案后，决定仿效，遂纠集两个结拜弟兄汪横、陶仰石一起作了该案，所获赃物没有动过，藏匿于汪横家。当天，汪横、陶仰石即被抓获，在汪家抄出了毕宅劫案的全部赃物。刑警专门问了对方作案时出示的“市局派司”是怎么回事，果然如同专案组的分析，是一本新领的自行车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