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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年前的1776年7月3日，约翰·亚当斯在费城写信给远在马萨诸塞的妻子阿比盖尔，希望后世美国人能以“盛典、、展演、竞技、枪炮、钟声、篝火与灯火，从大陆一端到另一端，永世庆祝《独立宣言》周年纪念日”。他没提过什么保险柜，但他的愿望终究实现了。美国早期的独立日庆典上，星条旗飘扬的乐台随处可见，在本无真正统一的地方凝聚起民族认同感——不是因为美国人对纪念日的意义看法一致，而是因为他们公开、热烈、甚至伴着烟火地表达分歧。

　　每隔50年或100年就以格外盛大的方式庆祝国庆，这一传统始于1826年独立五十周年庆典，由看似不太搭调的福特总统继承。当年6月底，83岁的托马斯·杰斐逊为《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广为传播而感恩——“大多数人并非生来背上就驮着鞍具，少数宠儿也并非脚蹬马靴、踩着马刺，随时可以骑在他人身上”——并希望“这一天的年年回归”能“永远刷新我们对这些权利的记忆，以及对它们矢志不渝的坚守”。几天后的7月3日，在蒙蒂塞洛的病榻上，杰斐逊据说曾喘息着问：“到4号了吗？”他次日下午离世。当晚，马萨诸塞州90岁的亚当斯也随之而去。

　　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波士顿联合追悼会上致辞：“他们虽已离世，却仍活在祖国心中，永生不朽。”两人相隔五百多英里，在《独立宣言》五十周年同日逝世，更让他们的记忆显得神圣——那是一个以自由代议制政府、完全的宗教自由、完善的国家交往体系、全新觉醒且不可征服的自由探索精神、以及知识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为标志的时代。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几乎成了独立日演讲的经典范式，尽管1852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将其彻底撕碎。“这个独立日是你们的，不是我的，”道格拉斯说，“你们可以欢庆，我却只能哀悼。”

　　筹备250周年庆典之初，一个明智的思路是回顾200周年的经验。2018年，国会委员会聘请历史学家布莱恩·马丁撰写关于200周年庆典教训的报告。次年，马丁提交报告，结论是：“联邦200周年庆典策划者及其批评者都认识到，为当下政治利益挪用历史与国庆庆典的风险。”他建议：“思考如何推动和协调基层参与250周年庆典，或许能平息不可避免的政治噪音。”他还提到，当年200周年庆典管理部门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采用了口号：“200年历程，而非200年前旧事”。

　　在250周年庆典之前——除非奇迹降临，否则它将在糟糕的混乱、令人遗憾的灾难与骇人听闻的暴力上打破所有纪录——建国200周年是最动荡的一次半世纪庆典。当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200周年庆典的阴郁情绪日益浓厚”，并表示“1876年的百年庆典也不怎么样”。这线周年庆典比任何一次纪念日都漫长，因为从1965年开始筹备时，计划就是庆祝一个“200周年时代”：从1970年波士顿惨案周年，到1987年制宪会议周年，跨度长达17年。这是个糟透了的主意。

　　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就像没有哪个家庭一样，能忍受长达近二十年的痛苦自我审视；这就像一段婚姻里日复一日接受婚姻咨询，直到治疗本身变成了婚姻。200周年庆典丑闻不断。1972年，《》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后不久，又刊发了一系列被称为“200周年文件”的泄密，指控尼克松的美国革命200周年委员会存在腐败、渎职、管理不善，以及“一再试图从政治和商业上利用200周年庆典”。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之后，庆典筹备陷入混乱，福特也深陷其中。但他决心让200周年庆典走向另一种结局：既往不咎。

　　这座被称为“世纪保险柜”的文物，是1876年百年庆典中最荒诞的噱头之一。那场庆典举办了世界博览会，既展现了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也暴露了它放弃重建时期对不同种族、国籍公民平等权利的承诺。1875年7月，道格拉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和他1852年那篇更著名的演讲一样，选在7月5日而非4日——正如小埃迪·S·格劳德在《美国，美利坚：种族如何笼罩国家纪念日》中所写，从1827年纽约奴隶制结束起，美国黑人就将7月5日定为解放日。

　　美国革命爆发百年后，奴隶制终结，联邦赢得内战，第十四修正案保障平等权利与出生公民权，第十五修正案保障黑人男性投票权，但道格拉斯几乎找不到欢庆的理由。三K党崛起，吉姆·克劳法逐步确立。道格拉斯警告，1876年将在费城举办的“盛大百年颂歌”，似乎只会让南北白人重新团结，通过掩盖内战分歧，将奴隶制从美国历史中抹去。“这场宏大的和解，会让有色人种处于何种境地？”他问道。次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在费城费尔芒特公园为百年博览会揭幕，四千名士兵开道，伴随瓦格纳专门创作的激昂《百年就职进行曲》。（瓦格纳私下对朋友承认：“咱俩私下说，这首曲子最好的地方，是他们付给我的5000美元。”）道格拉斯坐在总统身后，沉默不语。

　　内战遗孀、纽约出版商安娜·戴姆对文物的兴趣远大于豪厄尔斯。她出资打造了这座百年保险柜，安放在博览会现场。游客可以驻足窥探，甚至翻阅《1876年伟大美国人民相册》，里面有第44届国会所有议员的照片——那是1969年之前种族最多元的一届国会。花5美元，普通人也能在“公民签名册”上留名，留给后世。历史学家尼克·亚布隆在《当下的回忆》中认为，戴姆让时间胶囊走向了平民化。有评论家嘲讽：“很少有机会能以这么便宜的代价名留青史。”

　　林登·约翰逊希望200周年庆典能助力实现“伟大社会”的承诺。1965年，《投票权法》与取消1924年限制的《移民法》通过，国家人文基金会成立，旨在阐明人文学科对健康民主的重要意义。1966年7月4日，约翰逊签署法案，成立美国革命200周年委员会。他的计划是利用庆典向城市拨款，开展200周年主题公共服务、社会项目与城市更新。正如学者M.J.赖姆扎-帕沃夫斯卡所言，委员会的任务与历史本身关系不大，而是着眼未来。

　　但1968年尼克松胜选后，委员会的宏伟计划几乎全部夭折。次年，尼克松解散约翰逊的委员会，另立由竞选捐赠者与支持者组成的纯党派委员会，宗旨是歌颂美国伟大。（约翰逊委员会成员在尼克松当选后提交辞呈，这本是例行公事，通常会被驳回，但尼克松悉数接受。）举办世博会的计划很快宣告不可能。《》建筑评论家1970年发问：“华丽、铺张、科技化的展示是否已经过时？对于一个饱受社会、种族与环境痛苦的国家，世博会式的200周年庆典合适吗？”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斯坦在《200周年：70年代的革命史》中所述，对庆典的不满在费城达到顶峰。市长弗兰克·里佐以支持尼克松连任为交换，换取让费城而非波士顿举办国际博览会的承诺，这意味着要拆除黑人社区的住宅。费城黑人社区发起极为成功的反抗，举办“反200周年集会”等活动，者举着“200周年是统治阶级的骗局”“200周年是种族主义猪狗的阴谋”等标语。1971年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费城人完全反对这场庆典。

　　公众对委员会的不满日益加剧，颇具号召力的新左翼人士杰里米·里夫金指控委员会“白宫及官员从政治、意识形态与商业上剥削庆典”，并于1971年创立人民200周年委员会。次年，正是该委员会向《》泄露文件，证明委员会与共和党勾结，其中一份备忘录称200周年是“尼克松、政党与政府实现国家与世界团结复兴的最大机遇”。《邮报》随后刊发系列报道，开篇即为《盛大生日闹剧》。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称庆典是“对美国人民的欺诈”，杰西·杰克逊呼吁民众。

　　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指控尼克松委员会“秘密策划一场造势与虚假爱国的200周年庆典，只为尼克松连任、筹集共和党竞选资金、为尼克松的盟友谋取商业利益”。1972年国会调查揭示了国家分裂的激烈程度。美国印第安运动活动家拉塞尔·米恩斯在参议院声明中说，200周年“不应是对过去的庆祝……没有美国人能真正庆祝……桑德河、沃希塔河、伤膝河的惨案”，也不应庆祝当下，“谁能庆祝如此多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与阿留申人面临的失业、健康恶劣与住房匮乏？”他呼吁庆祝“一个新的开始”。

　　水门事件后，委员会解散，国会将其撤销。但尼克松下台前，国会成立新的无党派机构——11人组成的美国革命200周年管理局，任命前海军部长约翰·沃纳为局长。这一转变实际上让联邦政府退出主导，庆典成为所谓“自助式200周年”，而这正是人民200周年委员会一直呼吁的方向。尼克松说：“200周年不会由华盛顿凭空创造、由政府印刷厂一式三份印制、由邮政局寄给你、再存入你的私人图书馆。相反，我们要引发成千上万场民间庆祝活动的连锁反应。”

　　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认定“200周年社区”、记录各地活动、制作日历与活动清单向公众公布。《》报道，活动包括南加州的方形舞大会、新墨西哥州的沙狐球比赛、从夏威夷到塔希提的独木舟远航。威斯康星一位市长说：“上榜不难，成为200周年社区也不难，只要申请就行。”但正是这种从华盛顿下放至全国的转变——出于尼克松政治势力削弱的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200周年庆典：放弃国家主导，将规划交给各州，尤其是城镇，变成“家乡的事”。1974年就职的沃纳说：“200周年的成功，取决于参与者的数量，而非旁观者。”

　　沃纳不仅编排活动，还统计活动，发行月报《200周年时报》，记录并宣传全美各地的活动，大多以艺术文化形式呈现。据统计，包括“1000部戏剧、100部大型管弦乐作品、300部歌剧与数百部芭蕾舞剧”。仅1974至1976年，国家艺术基金会就向1600个项目发放近4000万美元拨款，国家人文基金会也持续资助。新体制推动了对美国历史、公民教育与公民社会的巨额投入。据不同估算，1970至1980年200周年十年间，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方与州历史遗址、故居、公园与博物馆，要么新建，要么获得联邦大额资助。（讽刺的是，如今这些项目大多因与意识形态压力被拆除。）联邦政府还资助全国超十万个项目，依靠原始打孔卡计算机记录各地动态并向全国公开。

　　对200周年庆典而言，最好的事或许就是尼克松辞职。《》报道，“水门事件阴霾散去”，让庆典“突然迎来全新、更愉快的面貌”。纪念品泛滥成灾：200周年啤酒杯、餐具、玻璃器皿、餐垫、盐罐；迷你玻璃自由钟；爱国悠悠球与沙漏；200周年咖啡粉与咖啡壶；红蓝蓝莓冰淇淋；200周年芭比娃娃配白色蕾丝软帽、红色蓬裙、蓝色胸衣与白色衬裤。人们可以办理200周年汽车贷款，给新车装上200周年车牌。餐厅里，餐盘垫印着《独立宣言》复刻版，咖啡配200周年糖包，印着美国总统简介，七喜推出16盎司纪念瓶。还有印着保罗·里维尔骑马剪影的200周年擦手巾。家乐氏举办200周年比赛，参赛者可获红白蓝风筝。金宝汤罐头推出殖民地风格儿童娃娃促销。枫叶糖浆装进特制200周年小瓶。甚至还有200周年避孕套、卫生巾、卫生纸。历史学家杰西·莱米施写道：“没人想要这种二百周年纪念的垃圾，也没人为此负责。”

　　但庆典也充满荒诞的乐趣与有意义的庆祝：独木舟赛、化装舞会、自行车赛、游戏摊位、民俗节、帕瓦仪式。学生们把消防栓涂成红白蓝，制国风格的流苏花盆、隔热垫，还有陶土华盛顿头像。杂货店能买到玩具滑膛枪。人们可以观看高桅帆船、参观自由火车、马车车队。电视上，CBS播出《200周年时刻》，讲述两百年前的新闻，有点像微醺版《醉历史》。《校园摇滚》一定程度上也是200周年项目。约翰·丹佛在公益广告中说，庆典的全部意义是让美国人更多参与政府。《》报道：“无论好坏，200周年已经开始，政府内外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属于人民的庆祝。”

　　1974年底，国家公园管理局为拍摄纪录片《生日派对》，采访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公园护林员。质疑声不少。白宫外一位中年白人游客说：“现在，我们没什么值得庆祝的。”一位戴着红皮帽、飞行员墨镜的黑人说：“我觉得很多人会被排除在外。”一位年轻女性质疑：“我们是否坚守了自由、自主、正义、平等的理念与原则？”但也有许多真诚的声音。一位护林员说：“没人能给出200周年在美国意味着什么的标准答案。”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一切。

　　那座1876年的百年铸铁保险柜，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直到1971年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一位男子读到报纸文章《史密森学会找不到百年保险柜钥匙》。他才意识到，钥匙就在自己手里——1932年姑婆艾玛去世时留给他的。他向国会施压才引起关注，最终保险柜在200周年前夕被运到雕像厅。1976年初，新一届国会开幕，政客们蜂拥而至观看开启外层铁门，钥匙却打不开。最后国会工作人员只好雇锁匠强行撬开。《》报道：“1876年铁盒引来围观”，佛罗里达议员克劳德·佩珀说：“我听说要拍照，自然想和20周年有关的一切沾边。”

　　当年7月，为隆重开启内层玻璃门，福特被幕僚说服必须出席。演讲稿撰写人紧扣寓意。当天，总统走向保险柜，简短致辞：“没有任何保险柜能装下人民的希望、活力与能力。我们真正的国家宝藏，不必锁在保险柜或金库中。美国的财富不在于物质，而在于我们伟大的遗产、自由与对自身的信念。”好吧，这算不上《葛底斯堡演说》，但也不算差。“当我们看向保险柜内部，也让我们审视自己……让我们放眼自身之外，关注家庭、朋友、社区、国家的需求，以及我们的道德与精神意识。”他打开保险柜门。天鹅绒内衬里的东西大多无聊透顶：禁酒小册子、有名人签名与照片的书籍（大多早已被人遗忘），还有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的墨水瓶。

　　1976年7月4日当天，ABC新闻在200周年中心直播，地面是红白条纹。哈里·雷斯纳身着浅蓝西装、白衬衫、大红领带，坐在镶蓝星的桌后说：“这次200周年的情况是，十几年争论反复，我们从未定下一场统一的国家盛大庆典。或许这是件好事，因为填补空白的，是全国各地无数特别的活动。”报道中，记者从全美各地发回消息：五十万人聚集在圣路易斯拱门之下聆听美国音乐；玛丽安·安德森在独立厅外朗读《独立宣言》，拉开近六小时序幕；史密森民俗节在国家广场展出手工艺品；人民200周年委员会在林肯纪念堂抗议“大企业”；美国人在纽约炮台公园庆祝移民对美国的贡献。

　　1976年的人显然没人想到2026年会举办庆典，我在200周年档案中从未找到任何提及250周年的记录。但当时有人提议，国会委员会应挑选一些物品锁进百年保险柜，待2076年300周年再开启。这项任务后来被遗忘。尽管如此，全美国各地民众都埋下了自己的时间胶囊。特拉华州威尔明顿、阿肯色州蒙蒂塞洛、新泽西州辛纳明森、南达科他州布鲁金斯、威斯康星州沃索等城镇都埋下胶囊。马萨诸塞州桑威奇镇打开了1884年埋下的胶囊。雷诺兹金属公司出售百磅铝盒，送给全美各州与领地。在内布拉斯加州，一位68岁五金店老板——店里卖“除了雨水之外农民需要的一切”——埋下一辆1975年雪佛兰轿车、川崎摩托车、“特氟龙煎锅、带拉链与花纹的聚酯布料、比基尼内裤与一件绣黄花的水蓝色男士休闲套装”，他还咨询了当地殡葬师设计墓穴。